73、远去的大哥

二伯父每次看要挨打了，第一件事就是“哧溜”钻到床底下，哆嗦着抱出他的小钱罐，从床底下探出头来，说：“爹啊，我知道错了，下次不敢了，俺把积攒的零钱孝敬您老人家吧，饶俺这一回吧……”

那个小钱罐里，盛着二伯父的“保命钱”。每次“事发”搪不过去时，就抱出来保命。爷爷看他被吓得哆嗦个不停，已经知过了，嘴巴也甜，就暂时不搭理他，喝道：“一边凉快去，等会儿再收拾你。”二伯父就“哧溜”缩回床底下，一边“凉快着”，一边等候着发落。

之后，爷爷就将目光转向大伯父。每到这个时候，大伯父都是梗着脖子，一言不发。爷爷就气得不行，脱下鞋底子一顿猛抽，但大伯父像橛子一样站着挨打，一声都不吭。他越是不出声，爷爷越气，就打得更厉害。

那时候，小孩子喜欢掏腿骑自行车，就是将右脚从车梁下伸进去，身子斜跨在一边蹬车。趁爸妈不注意，我也偷着掏腿学自行车。在摔了一次后，居然也学会了。后来几年，爸爸给家里又买了一辆旧自行车，妈妈以后出门也算是有了个“腿”。

在我的印象里，爸爸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，最后就换了一辆自行车。但在爸爸看来，最重要的却是“摘掉了帽子”。

与此同时，大伯父也在那段时间被平反了，他也是戴了很多年的右派帽子。

大伯父平反后，不但给予了一定经济补偿，还可以有一个孩子去接班。在二哥和三弟中，经过一番讨论，年龄合适的二哥就去接班了，在附近村里做了小学老师。二哥和三弟上面，还有个姐姐，但按照那时农村的习俗，姑娘是早晚要嫁出去的。“嫁出去的姑娘，泼出去水”，房子家产什么的，一般都和姑娘无缘。

二哥去接班，家里的房子和宅基就给了三弟。三弟和我同年同月生，只是生日和我想比小五天，所以我基本上都喊他老三。因为生日相近，有时候我们哥俩还凑在一起过生日。

73、

远去的大哥

有一天，我和妈妈、小妹正在大门口的阴凉处吃早饭，“咂咂”地专心喝着玉米糊糊。

“叮铃铃”，忽然听见一阵清脆的车铃声。我以为又是那位姓米的邮递员来给我们送信，丢下饭碗就往外跑。才出门，差点撞在一辆崭新的自行车。抬头看，却是爸爸推着自行车，在笑眯眯地望着我。

“爸爸，怎么是你？谁的新车啊？”我疑惑地问。“我们自己的啊！”爸爸支好自行车，坐下来盛了碗玉米糊糊，慢慢吹着喝。

二哥上班的时候，伯父也给他买了一辆自行车。二哥每天都骑着崭新的自行车，腕子上戴着一块铮亮的手表，脚上是一双亮得能照人的皮鞋，还经常将抹了头油的头发往后一甩——很酷的一个造型。那身城市孩子的打扮和造型，还真是吸引了不少农村姑娘。所以，二哥的婚事很快就得以圆满解决。

在大姐、二哥和老三上面，还有个大哥叫张绍俭，也就是我的大堂哥。之前，因为伯父是右派，每次在村子开会时都要爱批斗，对大哥心理造成了很大影响。

我爸爸这边的兄妹，有三男三女，除了三个姑姑外，大伯父和我爸爸的脾气都不好。只有二伯父的脾气好点，而且小时候是出名的胆子小，敢做不敢为。

据老人们说，大伯父是有名的倔种。

小时候，这哥三经常一起捣蛋惹祸。爷爷在街上的名声好，家法也严。捣蛋的事一旦“东窗事发”，就要被爷爷“追究责任”。我爸爸最小，也是爷爷最疼爱的小屁孩，知道每次干捣蛋的事都是二伯父的主意、大伯父的实施，我爸爸充其量只是个从犯，所以从不追究他的责任。

“我们自己的？意思是你买了一辆新自行车啊？”我惊喜得连饭也不吃了，蹲在自行车前摇着脚蹬子，看亮闪闪的辐条在我眼前“刷刷”地一圈圈转动。妈妈和小妹也很稀奇，过来不停地打量这辆飞鸽牌的新车子。

后来才知道，原来，爸爸的“右派帽子”被摘掉了，平反了，还补偿了一点钱，所以才能买得起一辆自行车。

对爸爸来说，最开心的就是从此不再是“右派”和什么“臭老九”了。虽然之前妈妈也劝他少说话、少得罪人，但爸爸是拗脾气，说归说，但听不进去多少。现在，压在爸爸心里的那块石头，终于搬开了。

那一年，很多“戴帽子”的教师都被摘了“帽子”，很是扬眉吐气了一阵。

爸爸买了新自行车后，妈妈也要学，爸爸就在院子里扶着妈妈学自行车。妈妈还是很摔了几次，才算是勉强学会了骑自行车。